英恩的博客

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第一章)

关键词： 《孽子》    批判指向    父子关系    非写实    意象                                          

前       言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白先勇先生的长篇小说《孽子》的文章了，却总是抽不出时间来，现在正好写毕业论文，我就把《孽子》当作我离开大学学习生活的一个纪念吧。

最早接触《孽子》还是在网络上，一个网友介绍的。当时在《东宫西宫》，《北京故事》，《新生第一年》、《春光乍泻》、《玻璃心》、《断袖》、《霸王别姬》等同人小说层出不穷的时候，我开始也只是认为只不过是又一篇情谊绵绵，催人泪下的同志情感小说而已。所以并没有马上去看，而是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网上连载了《孽子》的电视剧，看过之后，发现原来《孽子》不仅仅是一部同志的情感小说，更是一部传奇故事，一部血泪交融的伟大巨著。才激起我要看原著的热情，当我真正捧起这本书研读的时候，我深深的被其绚烂的文字和激情澎湃的情节所吸引，一遍读过之后又读了一遍，一连读了好几遍，直到能把其中的内容都快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了，还觉得欲罢不能。于是乎有了写这篇论文的最初的动机。  

 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浅谈《孽子》传奇内容与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引言：

《孽子》是白先勇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1977～1981年,单行本出版于1983年。该小说在台湾与美国曾被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1990年以来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除了作者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技巧之外,小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作者以娴熟的笔法表现了男同性恋者(英文里一般称gay,目前国内,包括大陆、台湾与香港则诙谐地称为“同志”)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心路历程这一主题,同时从侧面反映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追逐与被追逐者的命运的纠葛。

第一章《孽子》的受孕过程及批判指向

由于《孽子》所关注的生活内容(同性恋)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象征、隐喻、意识流而非其它传统表现手法)的特点,使得人们在解读《孽子》并予以恰当评断时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因此,如何把《孽子》放到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系统链上去整体地比较分析与研究,则成为理解《孽子》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和不二法门。

第一节《孽子》在白氏小说创作体系中的地位

到目前这止,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多取材于作者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小说多从小男孩(或少年)的角度来关注人间万象,开始了作家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历程。“作者用他独特的看法,还给我们极真实的而且和中国旧社会客观情形完全符合的世界”[1] 《纽约客》开始了白先勇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回归历程,并且“这种努力进而化为《台北人》中深厚的历史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2]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进一步贴近传统中国文化,在深刻的时代背景下谱写了一出出人生的悲剧,小说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中抒发了浓浓的历史兴衰与人世沧桑之感,而作品中悲悯与感伤的格调也被渲染为一种极致。《孽子》则描写了被放逐的“迷惘的一代”(青春鸟)在沉沦中寻求爱与生存之道的图景。白先勇在对这些“青春鸟”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的另一面,展开了对时代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批判。洞察人性、剖析社会现状仍是这部小说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可以说《孽子》是白先勇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达到顶峰时的颠峰之作，已经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作品。

第二节《孽子》的受孕过程

在一次采访谈话中,白先勇自己也说:“写同性恋这群人,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开始了,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号里除了《玉卿嫂》,还有一篇《月梦》写的就是同性恋的故事;《台北人》里面《满天亮晶晶的星星》也是,这篇小说里我写上了年纪的同性恋者对过去青春的缅怀,《孽子》则颠倒过来从年轻人的角度来写。”[3]对于一位成熟大气的作家来说,选择以“同性恋”为现象母体来揭示主题并折射时代社会,绝不能看着是一件偶然的事,其间必然隐含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心理机制因素。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作家作出创作模式选择的潜在的心理元素。具体到《孽子》中,主体心理机制的形成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早期小说中“同性恋”倾向之表现本源于作家的本能和童年经验。与生俱来的本能和独特的童年经验为白先勇在《孽子》中选择以“同性恋”为母题提供了某种实际可能性。关于“本能”,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中这样定义:它是“一种遗传的或先天的心理———物理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人们去知觉;去注意某种确定的目标;去体验知觉这种目标所形成的某种特殊的情绪兴奋,按与其有关的某种特定方式行动,或者至少要去体验一下这种行动的冲动。”[4]这个定义有助于揭示白先勇早期小说创作中心理倾向的真相,试看下面三段文字：

“他端上茶杯笑着请我用茶时,我看见他竟长了一口齐垛垛雪白的牙齿,好好看,我敢说他一定还没有剃过胡子,他的嘴唇上留了一转清淡的须毛毛,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的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嫩相得很。”

“我连忙把棋子抢在手中,笑着和他打赖,他也红着脸笑了起来,露出一嘴齐垛垛的牙齿,我真奇怪他嘴上的那须毛为甚么那么细那么软呢?连竖不起来的,我忽然起了一个怪念头:要是我能摸一摸庆生的软胡须,一定很舒服的——”

“我轻脚轻手走到他头边,他睡得好甜,连不晓得我来了。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了,他睡着的样子比昨天还要好看似的。好光润的额头,一大绺头发弯弯的滑在上面,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我看到他鼻孔微微的翕动着,睡得好斯文,一点也不像我们家那批男佣人,个个睡起来“呼啦呼啦”的,嘴巴歪得难看死了。真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见他嘴唇上那转柔得发软的青胡须就喜得难耐,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一下他嘴上的软毛毛——”

在这里,白先勇对目标的选择、感知和体验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的“变态”(同性恋倾向),有鉴于白先勇高贵的出身和优越的生存环境,我们只能将这种倾向归因于作家先天的本能在起作用。不仅如此,童年经验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机制要素。童年的白先勇长得白白胖胖、惹人怜爱,备受周遭人们的呵护,可是不幸身染沉疾,生命极其脆弱,因此他对生命的感悟也就别具一格。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冰心来与之作个比较。本世纪初冰心旅居美国,也不幸染上顽疾,在这段静养的日子里,冰心以其独特的视角来观照生命的奥秘和世事的无常,这就有了后来《往事》(二)中澄清细腻的生命感悟。与冰心不同的是,白先勇这种独特的童年经验使得他以一种特别的、自怜自爱的心来关注自我、关注周遭人群。在《金大奶奶》、《玉卿嫂》中的“容哥儿”,《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等人物形象里都多少隐含有白先勇童年经验的影子,而这些人物形象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异性———包括被当做异性的同性———特别敏感,甚至有些近乎变态”。[5]

2、传统价值观的危机与反传统的心理机制的确定(即从本能向社会文化心理的过渡)。毋庸讳言,白先勇自小就深受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加之他又出生在一个高级将官的家庭里,这就决定了他守教从训、成就大业的传统心理定势以及一种“将门虎子”的原始心态。但是身染沉疾,与外界隔绝而又枯燥的病榻生活,使其发生了由外转内的性格变化;另一方面,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家族事业江河日下的现状又使其凭添几许惆怅与困惑。这种传统心理定势和原始心态在遭遇到生活现状的巨大反差时,便产生了白先勇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不定的态势,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发生了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分裂乃至于“背叛”。这种“背叛”既是作品内容对于传统道德的挑衅与叛逆,也是作家个体对于信仰传统的行为的叛逆。在这种叛逆中,作家在精神上得到了某种替代性的满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是因为“对事实的意识的压抑必须通过对许多幻想的接受而得到补充”。[6]因此这种叛逆即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社会的回敬,也可以视为主体的自我解嘲。从一定意义上说,白先勇于此已认识到悲悯与感伤无济于事,因而试图通过《孽子》来与旧的岁月(包含传统)作一次告别与清洗———也是一种心理宣泄,以实现其在心理上和创作上的超越,尽管从根本上讲这种告别与超越还显得不够彻底。

3、主体思维敏锐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生活与作家创作是源和流的关系,一般来说,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把握和表现存在着一定的间隔(滞后)期,但是也不排除思维特别敏锐的作家与其保持同步甚至作出超前反应的情形。从《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等作品里我们已经发现白先勇是一个极其敏感、也善于捕捉生活动向的能力极强的作家,这种对现实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使得他有可能在别人尚未能体认和接受同性恋现象的情况下先行展开对它的思考与探索。

白先勇留美以来,对同性恋现象耳闻目睹,感受颇深。美国是世界同性恋者的大本营,轰动一时的格林威治村400万同性恋者大游行就发生在美国。就《孽子》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而言,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崛起之时,文明的畸形发展造就了“黑暗王国”这样的异域空间。白先勇的异国经历、现实遭遇与早期经验的契合,有可能导致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同性恋的认可,或者产生了体察和表现这个母题的创作欲,也从而驱动了主体心理机制的转变和《孽子》的受孕。在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白先勇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和抉择的心理态势,对同性恋这一反传统现象的关注必然在作者内心引发强烈的冲击与碰撞。白先勇对它的思考和探索包含有两个未曾言明的意图:一是探究同性恋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到底有多强;一是探究传统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同性恋现象的存在。就小说本身而言,“同性恋”与“传统的较量是贯穿始末的,即使在小说末尾,我们也不能确认这种冲突的合理解决,小说最后留给世人的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与迷惘的空间。

白先勇曾坦言《孽子》就是一部探讨同性恋的小说,/span>相信这不是一时之言。从上面的论述里我们已经阐明了他选择“同性恋”作为小说现象母体的必然性,因此龙应台所谓“在《孽子》中,同性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框子”[7]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忽略了创作主体心理机制中潜深的制约因素,就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白先勇对母题的选择、对批判指向的选择和力度的把握,从而实现了《孽子》对于《台北人》等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的超越。

第三节《孽子》的批判指向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对“苦难———这是生命悲剧意识的根源”的论述为出发点指称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始终都在表现着他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感受和思考”,并且“这种悲剧性的感觉和思考已经摆脱了它们原先可能有的纯粹的个人经验色彩,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价值。这也就是白先勇小说中‘生命的悲剧意识’”。

从《寂寞的十七岁》到《纽约客》、《台北人》再到《孽子》的这些作品虽然在题材、风格和手法上表现出明确的前后变化,但又确实统一为一个完满的自系统。统一的要素有二:一是白先勇自始至终都关注人、关注人类、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小说创作的基准;二是白先勇创作的心灵图式,表现在社会文化心理与个体心理机制的关系上,他始终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与抉择,也从而决定了作品的批判指向。

必须指出,在创作心灵图式上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在批判指向上社会与人的关系转换以及批判力度的强弱变化都是相对而言的。具体地讲,在创作心灵图式上,白先勇在反传统意识高昂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背离过传统,而他在张扬传统的同时却往往带着对现代(反传统)意识的惊喜与激赏;在批判指向上,白先勇始终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它们的差别是,一类是写大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人间百态,表达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哀惋,一类是通过写人的活动史,在关注人性和人物命运的同时,笔锋直指时代与社会环境;在批判力度上,当作家在关注人性的同时将笔锋指向造成这种生态悲剧的社会背景时,批判的力度自然就强些。这些差别都是很微妙复杂的,但又确实存在于白先勇四个阶段的创作里,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理解白先勇在《孽子》中所实现的批判指向的转移,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对纯粹的悲悯与感伤的审美情感倾向的超越至关重要。

在遵循这个“度”的前提下我们来探讨《孽子》与《纽约客》、《台北人》在批判指向及力度上的差异。就以《台北人》为例。《台北人》被誉为一部“民国史”,但笔者以为,与其称之为史,毋宁说称其为一曲人类命运悲怆的挽歌更恰当些。虽然《台北人》通过展示台北社会的众生相,相应地追溯出一部现代中国史的缩影,但更为重要的是白先勇并没有刻意去探讨“台北人”悲剧的深刻的时代社会背景,相反作者是有意识地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揭示人性、揭示生死无常与人生的悲怆。小说最终的着力点不是时代社会背景,而是人,小说即使对社会与时代有所针砭,这种批判也是苍白无力的,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奈与感伤。

《孽子》则不同。如果说在《台北人》中作者还停留在哀惋与感伤阶段的话,那么《孽子》的出现则标志着作家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尖锐激烈的批判和反思的阶段。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白先勇一面对流落在“黑暗王国”中因不甘沉沦而苦苦挣扎的“青春鸟”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一面又有意识地把人们对问题症结的思考引向时代社会。小说最终的着力点不是人(“青春鸟”),而是造就这群流浪者的时代与社会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白先勇创作《孽子》时恰适台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崛起之时,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文化体系与普遍的道德规范趋于崩溃,人们普遍地面临了空虚、孤单与焦虑的精神危机,《孽子》中生存危机的多样表现正是这种荒谬的个体存在情状的写照,白先勇由此而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事实上,《孽子》以其无所不在的象征、隐喻和暗示手法,营造了一个潜藏有深刻意蕴的人文世界,具有多重的批判意义。不仅如此,批判指向的转移也带来了批判力度的变化,这体现在《孽子》对人性的开掘深度和对社会的反思尖锐度上。《孽子》对人性的揭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小说主人公李青身世凄凉:父亲戎马半生,只落得个“充军”到死巷中“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里的下场;年轻漂亮的母亲与人私奔,最后身染顽疾,被人弃置于一边凄惨地就死;就连唯一与自己情感相通的小弟弟也因身患不治之症而撒手西去。在这个家庭中夫与妻、父与子、母与子之间存在着一堵令人窒息的隔膜之墙,似乎永远无法逾越。因此在李青深陷“黑暗王国”的背后,隐含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社会贫困、家庭人伦的败坏、社会道德的沦丧、传统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的消弥,恰如蔡克健所指出的,《孽子》“并不单是描写青少年的问题,全书的大架构是中国的父权社会以及父子———不仅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8]

虽然《孽子》仍然保持了白先勇一贯的悲悯感伤的写作格调和审美情感倾向,但是正如前面所言,作家并没有满足于这样一种无奈与感伤的吟唱,而开始了对时代社会的猛烈抨击,拨开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层层帷幕,我们可以窥见到真实世界的一面,在这里,白先勇对生活的思考与探索是较为客观冷静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白先勇实现了其在创作上的超越。

【作者: 英恩】【访问统计:】【2005年10月14日 星期五 23:10】【注册】【打印】